打小我在小山乡，就知道涂鸦剪贴挺好玩的。这可能就是我的“美之国”的最初铺垫吧？

一路走来，有好多人事不容忘却：初一时，班上有个部队孩子，一手线条勾勒的极好，*美国佬什么的画得真绝。现在想起，依然敬佩，只不知他随父母去了哪里？还画画吗？（漫）画家队伍中未见其面耳。

邻班那个常处一块的吴为生同学，水粉油画样样都好，他的素描速写特棒！插队时，我在仙潭，他在吉舟（与现今篆刻名家石开先生同一知青点），我到点上看过他。吴同学十分有才，可惜，其兄在“四人帮”倒时，“剪”了华国锋主席像，成了“现反”，也影响了他上美术系。从此，吴同学走了一条不知什么的路，就这样“废”了。

升入高中，我们班来了个“小不点”，大名黄典昌，他排其家“八大金刚”二。那家伙的硬笔字，好生了得，真他母亲的帅呆了、酷毙了。只是小子不爱毛笔，否则也是人物。

班主任叫陈俊明，膀阔腰圆，力大无比，而他的字画皆俊秀也!毕业时，他用极小楷抄送了一幅毛主席刚发表的《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予我（遗憾我在军中，大人搬离顺昌时忘了揭下）；陈老师还为我治了方“郑宁”印，已珍藏三十多年并常使用着。

再有是县文化馆美工陈东博，当然还有馆长刘少芳（闽南男人、擅剪纸）、摄影师陈正细等（均为我母亲当年同事），我中学的课余时间和插队的农闲时间，大都在馆里“跟班学习”。恢复高考那一年，我和东博老师坐在了同一考场中……次年，落后于“老三届”的我入伍了，而原先身边的小罗罗小弟弟们（诸如金灿、周联合等）纷纷成了大学生（某些人的牛B早已烘烘）。我径直走在“自学成才”的路上……

能写善画，在学校、农村、军营的日子里，我倍尝“甜头”（那时叫“软工”）。退伍后，老爷子拒绝组织部长“进机关当干部”的好意，要我从基层工人干起。其实啊，即便许可，我恐怕仍选文化馆。我是在“文化”的氛围里长大的，曾真切地感受过那时文化馆的人，个个都为一方之宝呀！

我遂愿进了文化馆，但却改了行---县级馆有个“浙美”的？！我只好退一步---可怜的老馆长（其实并不老，只是头发白）把他最最心爱的双镜头海鸥相机和摄影包“让”给我（一定是忍痛和含着泪的）。就这样，怀抱书画的我，又爱了“光影世界”。

题外：老馆长（一直都是副的）名叫黄钟耀。那年代的会贼多，会标和跨街标语多不胜多。他是那时铁城里最忙碌的人。老黄牛一把木尺一把刀，快手裁出的美术字，绝对天下无双！而他又总是别字登梯挂布条，卸下，再别字再登梯再挂布条，一天到晚不得闲---就这么一个没人不说好的人，却不得好“下场”---忙疯了---累病了---苦死了！至死也没捞到公家单位的好---自个掏钱开追悼会？！我呸！

馆里我有一“室友”（摄影组二人，摄影组在暗房，暗房就是“摄影组”），他姓薛名行魁，此人可谓多艺，又善书写。恨他不“出山”，否则，我有“敌”手了。

接下来，我便去了市委报道组，后创办“二人周报社”。几年下来，我那文字、摄影、书法、漫画，见鬼似地在中央地方大报小报省内省外（偶尔也在港台海外），登了好些。还“自学成才”被省里破格转了干（当感谢已故的“老自学成才者”、赤脚医生、科普作家、农家出身的部、组领导、我的好兄弟陈广淦，他为此倾了全力）。

正的部领导陈炳坤也是哥们，他使我成了“*”后“不是党员办党报，没有文凭当主编”的、被所谓“转干”问题“考验”的人。事实证明，陈部长用人是正确的，我这个“干”转的没有问题：即我政治是好的，文化是够的，工作是负责而拼命并有效的！

行于此，我闽北“使命”似乎已经“完结”，到了该“离开”的时候了……

后来省上，不料入错了行：除了参与编过几本无用的（也有有用的）书外，工作上不得劲了。他娘的，如此也好，客次平阳，何不耕耘砚田呢？于是，榕乡一隐，我用了一十又五年……

从艺路上，我又恩师二：其一为已故的省博物馆（院）资深摄影师郑恢基先生；另一为省书法家协会陈奋武先生。

另外，除了家人，那些或给我非常鼓励或为我撰文或替我治印或给我这样那样帮助的苏田先生、黄天色先生、程贞海先生、倪法冲父子、吴乃光先生、薛荣珍女士、陈燕先生、张自生先生、赵志刚先生、张宇先生、古道先生、曹剑峰先生、方玉瑞先生、张敏强先生、汪刃锋先生、雪舸小妹、郑京水先生、陈天霖先生、李惟奋先生、郑勋先生、李赟小妹、陈梅女士、章德彪先生、丁建勇先生、张毅先生、陈灿忠先生、王三科先生、郑俊生先生及为我留下光辉影像的林海涵先生等（排名不分先后），均在本人提名致谢之列。挂一漏万，待后补上。